1947年初，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强迫驻重庆的以吴玉章为首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撤退回延安。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被查封，人员也一起全部被遣送回延安。四川人民一下子陷入黎明前的黑暗中。《新华日报》在当时蒋管区，有如屹立在黑暗中的灯塔，给人民带来温暖和光明。现在忽然被查封了，大家再也听不到解放区人民斗争胜利的消息，我们坚持在蒋管区进行斗争的共产党人，也一下子得不到革命斗争的指南。好像心灵的窗户一下子被关闭了，这怎么受得了呢?我们决定马上筹办一张小报，把《新华日报》这个阵地在成都保持下去。办法就是每天用收音机收听和记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稿，油印出来，通过地下党的各种渠道，散发到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中去。障碍重重成都工委决定由我来领导和筹办这份报纸。我们马上从四川大学党组织调出王放来具体负责筹办。这当然是一件极机密又极危险而且十分辛苦的工作。我和王放谈话，她不害怕有杀头的危险，欣然同意，搬到我们的机关来，开始筹备。筹备工作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一部比较好的能够收延安广播的短波收音机。我们没有，问过许多党员，一部像样的收音机也没有。街上无线电商店里倒是摆得有，只要有钱，去买一部回来，不就行了吗?不行。我们从内线情报得知，国民党就怕群众收听延安广播，特务非常注意这些无线电商店，谁买了收音机，他们都要跟踪调查。有的无线电商店就是国民党特务开的，专门用来“钓鱼”的。而且即使能买到，也没有用。因为国民党特务下命令，所有的五灯以上的中短波收音机，都要登记，短波线圈一律剪掉。没有收音机，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了。我对书记老蒲提出这个困难，老蒲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去找当时任国民党成都市长、和我党有密切关系的陈离先生，陈市长慷慨捐赠了他自己家里的收音机。老蒲当即抱了回来交给我们。我一看这倒是一部好收音机。但是插上电插头一听，中波收得很好，那美妙的音乐听来是动人的。但是一转到短波段，便什么也收不到。我打开一看，短波线圈也被剪掉了。原来陈市长也是在街上无线电商店里买的，这根本收不到延安那十分微弱的短波讯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忽然想起来，1941年南方局曾经给成都党组织一个隐蔽电台，存放在王宇光家里，一直没有启用。我到成都以后，王宇光就把它提过来交给我。我放在堆杂物的旧房里，也一直没有用过，也没有人会用。现在我们走投无路，我便去旧房里把这部收发报机找出来，接上电试试，声息俱无，早已成为废品，只剩下一堆元器件。我把这些东西交给王放，要她设法利用起来，重新组装成一个短波收音机。但是王放在大学是学历史的，根本不懂得无线电这一套，看到那一堆元器件，无可奈何。我凭我在中央大学学过工程的几乎忘记光了的一点理科知识，按着无线电书本，自己来试装一部三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机。在小桌上乱放着元器件，拉着杂乱的漆包线，王放不相信这样能收音，而且能收到遥远的延安的声音。我们分几次在街上几个不同的卖干电池的商店买了几打一号电池，串联起来组成B电池。我们偷偷地在屋后的树上，挂上一根用几根电灯线剥出来的铜线绞起来做的天线，引入室内，接上天线插口。深夜，我们把我重新装成的收音机接上A、B电池。转动旋扭，收延安电讯。哎，居然听到了许多“哒哒哒”的电报键码声，可是没有收到话语广播声音。我把短波线圈照书上说的做成适应不同波段的插入式线圈，一个一个地试收。有门!居然试听到声音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试收了几乎一晚上，始终没有收到延安广播的声音。大概是延安发出的讯号实在太弱了，在成都无法收到。下一晚上，我们再试，弄到半夜，还是收不到。我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我还要到学校上课，只得睡了。王放却不死心，她坚持试收。我睡得正熟，她忽然把我推醒，小声地叫：“收到了，收到了。”我马上爬起来，抓上耳机一听，嘿，真是延安发出的一个女高音。她正在播战报：“我军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的……”接着就听到一片“啵啵啵”的电报声，再也听不到了。再怎么拨也收不到。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到底还是听到了延安的声音。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终于听到延安的声音我们决定正规地来组装一部多管的收音机。可是我的无线电知识实在有限，照书本说的怎么搞也搞不通。于是王放决定自己去找教师学习无线电。那时倒是有招收学生的无线电夜课学校，王放想去报名。但是从内线得到的消息，有许多这样的学校，其实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国民党的通讯社办来培养无线电收发报报务员的。情况复杂，不敢去沾惹。王放辗转设法，终于通过进步关系，找到了国民党的市广播台的技术员，愿意教她。王放便每星期花三个晚上，到那个技术员家里去学习无线电知识。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王放经过艰苦的努力，居然一个月速成，学好了专门组装一部多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机的本事。她把我们原来的元件都搬出来挑选，还缺少一些元器件。可是我们不敢到街上的无线电商店里去买。结果还是王放多拿钱托她的技术员老师，从广播台的渠道才买到了。王放一个人在家里埋头苦干，终于组装成一部短波收音机，不是像我那样乱七八糟地凑合装的样子，而是比较正规的成型的装在木盒里的收音机，颇像模样了。王放说，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凑合的，要求严格和精细。她装成后，接人也经过她作了些改进的天线，插上电池组，她扭动旋钮，几乎是直指延安的电台，马上就听到我们曾经听到过却再也无法听到的女高音。还是在播战报，还是华北打胜仗的消息。那声音是那样的清楚、高亢和坚蠢幽哦万一一伏决。王放为她的成功而低声欢叫：“成功了，成功了!”我也忘乎其形地把王放抱住，低声叫起来：“我们又打胜仗了!”王放似乎也和我一样兴奋，没有在乎我拥抱她的孟浪行为。我说：“好，记下来，记下来。”王放马上在她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上记录起来，记得是那样迅速和流利。新的困难我把我们早已准备的油印机以及钢板蜡纸铁笔都找了出来。刻蜡纸可是我的拿手，我会刻仿宋体的蝇头小字。我花了半夜功夫，终于刻好一张蜡纸，可以油印了。但是我们这张报纸叫什么名字好呢?我马上想到，而王放也几乎和我同时想到，并且同时叫出来：“XNCR!”对，就是这个名字，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于是，一张叫“XNCR”的红色报纸出版了。这张报纸就像在黑暗中的蒋管区的一座灯塔，不断地印出了打胜仗的战报，登载解放区情况和中央的一些文件、评论，包括毛主席的以新华社发言人身份发表的声明和文章。大概三天一期，有时还加印号外，报告大胜仗。但谁能想到，办这张报纸的就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放，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共产党人。就是她一个人包揽了安装短波收音机，收听记录延安广播，刻写腊纸、油印和拿出去分发的全部工作，也就是集编辑、记者、排版、印刷、发行工作于她一身。而且还要负责筹集经费，她把她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也贴进去了。她的整个“报馆”就设在一间阴暗的破房里用箱柜隔起来的一个不足三平方米的阴暗空间，最主要的设备就是一架收音机和一部油印机。后来她嫌买来的油印机体积过大，不好收藏，而且操作起来，吱嘎有声，就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极简便的办法，在绒布上涂上油墨，压上蜡纸，盖上纸张，翻转来印，不出声音，既快又好，还可套色。收拾时卷起绒布就行了。从此不管冬冷夏热，王放每天晚上就蛰伏在那屋角里，打开收音机，去那茫茫的黑暗的天空中，在那嘈杂的干扰声中，去捕捉微弱的电波，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且马上整理，动手编辑，刻写蜡纸，进行油印。总要弄到天快亮了，才把小收音机和刻写、印刷工具收拾进墙上的砖洞里，然后把一摞油印小报卷了起来，放进提包。在上午提起提包出去分发。这一切她都做得那么从容和沉着，虽然她知道，稍微的疏忽都可以带来杀身之祸。每天她提起提包出去前，总要作个交待，说可能晚上就不能回来了。她一直这么看来满不在乎其实十分机警地工作着。她知道每一条解放战场的胜利消息，都将给黑暗带来曙光，给人民带来希望。我看王放实在太忙，便把我的在中学读书的小妹妹、侄女、表妹也动员出来帮助她搞油印和装订。我也尽可能抽出时间来帮助她刻蜡板，搞油印，至少我常常陪她熬过漫长的黑夜。也正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年复一年，战斗的友谊发展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到一起，直到解放。我和王放这样搞了大半年，又遇到新的困难。不仅听说特务注意到了这张小报。正在清查。而且市场上的油印机和蜡纸油墨也受到控制，购买时要受到盘问，连个人要买成卷的新闻纸也要有单位的证明才行，更不用说无线电元件了。王放不怕麻烦地天天上街，今天在这里买一卷嘉乐纸，明天到那里买一刀夹江纸。至于油印机她根本不用，她有自己创造的办法。蜡纸和油墨也难不倒她，她托在学校工作的地下党员以学校的名义去买就行了。她感到最麻烦的是空中的电波干扰越来越厉害了，那小短波收音机收听起来越来越不清楚。更严重的是在院子里高树上的天线，很容易受到怀疑。当我们发现就在我们院子的后面大院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新闻社时——这种新闻社很多是特务搞的，我们埋伏在敌人特务机关的党员早已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得不把张在树上的天线拆了下来，改在屋檐下。这样一来，收音的效果更不好了。危险且说有一天半夜里，王放收完延安广播后，拿给我看，这正是我们解放大军在华北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消息。我说这消息很重要，应该马上油印出来，明天发出去。于是我们开始油印。还没有印完，忽然听到窗外新被雨水冲倒的围墙处有脚步声。我们停止了油印，打起电筒，嘴里嚷着捉小偷，到墙边去看，发现那里有新的脚印。我们知道这恐怕是墙后院子里那个新闻社的人在搞小动作，估计这里可能已经受到特务的注意，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把我们的“报馆”搬家。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收音和油印器材装进旧皮箱，看看后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起来，想来那些人还在梦中，于是偷偷地溜出了门。但是把“报馆”搬到哪里去呢?一时拿不定主意。王放说：“先找个地方把今天这张报告大胜仗的油印出来发出去再说吧。”我说：“那就先到老蒲家里去印一下吧。”王放同意了，于是我们提起箱子到了郊区乡下一户农家的老蒲家里。那是一个很清静的院子，农民都出去了，正好可以在那里油印。可是老蒲一听说我们要在他那里搞油印，生死不同意。王放说，这是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消息，应该马上印出来发出去。我说只要在你这里印一个钟头就可以印完。老蒲还是不同意，生气地对我说：“你们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油印呢?王放不知道，你总应该知道PE?这是首脑机关住地呀!”他用党的纪律来申斥我，我的确无话可说，但是他那样怕危险，却令我吃惊。我说：“我们实在是一时找不到地方，而这张报纸特别重要，所以想到你这里来，一方面告诉你这个打了大胜仗的消息，一面暂借你这个地方用一个钟头，我想是不会出事的。”他更冒火说：“不行，这是原则。你们马上拿走。”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和王放提起箱子离开那里。可到哪里去呢?想来想去，恐怕只有到我教书的华西协中我住的宿舍里去了。在路上，王放很有情绪地说：“我没有想到他这么一位高级领导人，竟是这么不通情达理，那么害怕危险。他那里是领导机关，不能搞油印，连一个钟头也不行。那么你那里不也是首脑机关所在吗?他就允许在你家里搞油印，就可以不顾你那里出危险?这算什么事?而且我们这么大白天提着这个箱子走，他就不想到对我们很危险吗?”我也认为王放的生气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好在下级面前说上级的坏话。便安抚王放说：“不要紧，这里隔华西协中很近。一会就到。那是一个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特务活动比较困难些。”我们终于平安地把箱子提到华西协中我的宿舍房间里。我们首先把还没有印完的报纸印完并且收拾好，由王放照老规矩提出去分发给其他的同志。随后，她又回到协中，和我商量这报纸下一步该怎么办。王放倒可以暂时回到川大她的朋友那里去住，但收音的事只好在我的宿舍里干了。可是这宿舍外边是不能张天线的，只得把一根铜线张在我房里。王放接上收音机试收音时，却是声息俱无，根本收不到。那一阵解放区正不断地在打胜仗，怎么能停止向白区正在盼望好消息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送去大好喜讯呢?外国友人雪中送炭“到云从龙家里去。”我说。我们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提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云从龙，是华西大学加拿大籍的外国教授，传教士。就住在华西协中边一座供外国人专用的花园洋房里就是由四川省委的张友渔向他介绍们华西协中教书的、和他有较多往有空的时候，他常邀我到他的家里谈，询问解放区的情况。他也把他道的外国的报刊反应告诉我。我跟以说是除开党的机密外，无话不谈国民党的特务有些什么企图和行动打听到了的也告诉我，要我注意。办的{XNCR}快报，我有时也他，13头翻译给他听，只说是我的寄给我的。他很看重我对他的信任也为解放区不断打胜仗而高兴。现在我们在收音问题上遇到难，小报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去找助，我估计他不会拒绝。当天晚上和王放走进他的独院，被他夫妇迎屋。他们看到我带去一个陌生的。年，不知是什么人。考虑到将来王每天晚上要到他们家里去收音的，叫他们放心，我只得把我和王放的关系告诉了他们，他们听说后，特情地接待了王放，云从龙夫人给莸来咖啡和点心。我告诉他最新的消解放区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听了高兴。并想从{XNCR}上知道更消息。我只得告诉他说，这张小报王放办的，是收听延安的广播记录，印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收音机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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